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建党后短短十年，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首创精神，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为“一苏大会”），宣布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瑞金成为共和国的摇篮。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是当时全国最大、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一块苏区，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治国理政试验田。

最精干的中央政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工农民主政权

1931年11月7日，瑞金叶坪，樟桂飘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一苏大会”在这里隆重开幕了。这是中国革命史上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苏区的工农劳苦大众从此真正开始翻身做主人，参与国家政权的管理。在这面鲜艳的旗帜下，全中国劳苦大众的革命斗志无不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从中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和希望。

“一苏大会”期间，代表们听取了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听取并讨论了项英、张鼎丞、朱德、周以栗、王稼祥、邓广仁等人分别作的劳动法问题、土地法问题、红军问题、经济政策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工农检察问题报告；通过了相关法律和红军问题、经济政策等决议案；最后选举产生了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大会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节在江西瑞金成立了。”

然而，这个红色的中央政府，却坐落在乡野间。中央政府设在瑞金城外叶坪村的谢氏宗祠里。这个祠堂只有500平方米，用木板隔成15个小房间。中央政府的九部一局，除教育部、政治保卫局外都设在这个祠堂里。每个部仅分配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个部委，都可以从这些小房间溯源，大多数部长也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之才。

毛泽东动情地对中央政府工作人员说：“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政府机关，都在这个谢家祠了。条件是简陋的，同志们的工作是艰苦的，但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代表工农大众掌好政权，做人民的公仆，成为模范的苏维埃工作人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我们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和基石。张爱萍将军后来深情回忆说：“中华苏维埃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步奠基、初步基础、初步尝试。没有江西瑞金那一段，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哪里出来？”

它的建立，进一步加强了苏区建设，扩大了党和红色政权的影响，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新局面，也为我们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建设以及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历史经验。

活跃和发展经济：党领导的一项开创性事业

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苏区军民开创性地发展农业、工业、对外贸易和合作社经济，提出保护私人经济、“建立完全的厂长负责制”等举措，努力打破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与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域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瑞金成为当时人们非常向往的地方。周恩来曾盛赞：“中国外国不如兴国，南京北京不如瑞京。”

苏区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中头等重要的任务。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不仅保障了苏区群众的基本生活，也为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正如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为“二苏大会”）上所指出的，“过去大多数农民每年很少吃肉的时候，现在吃肉的时候多起来了。过去大多数农民衣服着得很烂，现在一般改良，有些好了一倍，有些竟好了两倍。”

党和苏维埃政府克服种种困难，创办和发展自己的工业。苏区工业生产，主要是手工业生产。苏维埃政府在鼓励发展个体手工业生产的同时，也加强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此外，苏区还开办了一些小规模的煤、铁、硫磺等采矿场，办有中央印刷厂、中华商业公司造纸厂、瑞金纺织厂、于都通讯材料厂和卫生材料厂、长汀斗笠厂等。苏区工业的初步兴起，为打破敌人“围剿”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同时也为党和政府领导工业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

苏维埃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开展同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贸易往来，设置了对外贸易机构。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指出：“由于对外贸易局等机关的设立，已经得到初步的成绩……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

此外，苏区的财政、金融、邮电、交通等事业也都进行了开创性的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比如，1930年11月，为调节金融，保存现金，发展社会经济，闽西苏维埃政府决定成立闽西工农银行，拟筹集资金20万元，分为20万股，每股1元。这是中国最早的工农金融机构，也发行了最早的股票。

苏区的经济建设是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党领导的一项开创性事业，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全面系统地总结经济建设的经验，阐述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若干原则进行了论述，比如，“苏维埃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财政的支出，应该贯彻节省的方针”；“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实际生活问题”，等等。

“自由光明的新天地”：社会文化教育引领红色中华新风尚

在极为简陋的物质条件下，党和苏维埃政府采取系列措施，大力提高苏区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苏区社会呈现新气象。红色中华通讯社、《红色中华》报《红星报》相继在瑞金创办，像黑暗中的闪电把苏区的蓬勃朝气传播到四方。工农群众开始获得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正如苏区山歌所唱：“红军来了大翻身，穷人当家作主人。学习文化入夜校，瞎子开目见光明。”

苏维埃政府领导开展的文化教育运动，使多数青壮年结束了世世代代不识字或识字甚少的历史，不仅有助于提高工农大众对苏维埃运动的深刻认识，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生活。村头路旁群众自办的墙报、宣传栏和城乡随处可闻的琅琅读书声，无一不展示出苏区文化教育建设的伟大成就。连国民党一名军官在谈到苏区教育时，也惊叹道：“其教育问题，则颇堪吾人注意”，其教育一般儿童之成绩“已至是惊人”。

党和苏维埃政府带领广大妇女，向落后野蛮的封建婚姻制度发起了猛烈冲击，提出了“实行婚姻自由”“反对包办买卖婚姻”“反对带童养媳”“反对蓄婢纳妾”等口号，受到广大妇女的热烈拥护。1931年11月，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实行男女婚姻自由的民主进步的婚姻法规。从此，苏区妇女在婚姻上获得了解放。毛泽东对此赞扬说：“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数千年来束缚人类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了适合人性的新法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

通过社会治理，苏区工农群众精神振奋，喜气洋洋；城乡处处欢声笑语。诚如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所言：“谁要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刻看见是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

血与火的淬炼：锻造治国安民的栋梁人才

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的模范带动下，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廉洁奉公教育，并采取有效措施惩治腐败，在斗争中“建设与改造苏维埃政府”，孕育形成了苏区干部好作风和伟大的苏区精神。苏维埃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伊始，就将反腐肃贪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列入议事日程，建立相关制度并发动群众监督，对党政机关中被揭露出来的贪污腐败案件，予以公开曝光和坚决查处。“二苏大会”指出，在财政政策上，“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向着贪污浪费作坚决斗争，过去虽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加倍的用力”。这次大会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法规，建立了审计监督制度。1933年4月至1934年3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先后查处了胜利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铁青、“于都事件”等大案要案，深得人心。《红色中华》报以大量篇幅，披露“于都事件”有关材料，为苏区党政干部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提供鲜活、深刻的教材。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培育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毛泽东第一次到兴国时就提出：“每个共产党员对争取群众的观念，要如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深刻，随时都要叨念‘争取群众’。”他在叶坪为谢大娘开“天窗”、在沙洲坝帮助群众挖“红井”，带领广大干部及时解决群众日常生活的困苦，提出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苏区时期涌现出的一大批德才兼备、奋发有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不仅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领导骨干，而且成为新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中坚。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叶剑英、杨尚昆等，都曾在中央苏区工作过、战斗过。共和国开国将帅中，十大元帅中的9位，十大将中的8位，上将中的34位，中将中的107位，少将中的445位，也都曾驰骋在中央苏区。此外，中央苏区还造就了一大批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主要领导职务的各级领导干部。当年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不愧为中国共产党藏龙卧虎、精英荟萃的锻造熔炉，不愧为中华民族有识之士和杰出英才的聚集地。　　

内容摘自：人民网

责任编辑：严力韬